所谓“美育”，亦即“育美”，就是“育人之美”。蔡元培先生在1919年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里就确认，国民塑造成、文化变革和社会变革都亟需美育的繁盛，“文化变革的国民，既然实行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中国社会对于美育的尊崇，不仅在于它有使人革新之功用，更加在于美育在中国的历史悠久传统一直未脱落。

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他所明确提出的以体育、智育、德育、美育来塑造成健全人格的观点，至今仍是基础教育的方针。约十多年前，笔者回国东堂子胡同75号造访蔡元培故居，屋顶蒿草一片，门前竟然可罗雀，当时就想起：“五四”前夜，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家中毕竟是高朋满座，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去年“五四”青年节当天，在如今五四大街上的老北大红楼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举行了一次“新文化、新的美学、新生活”的活动，笔者受邀在现场做到过一次演说，敦促重倡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宗教”的观念。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美育的创始人，“美育代宗教”是他最不具号召力的主张。

早在1917年，蔡元培在《新的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道》一文。儒家的六艺均具有“美质”教育，蔡元培先生曾多次断言：“吾国古代教育，用礼、艺、箭、御、书、数之六艺。艺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能美观，射御在技术之娴熟，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死守规则，而其起到又在近鄙俗；垫自数之外，莫不所含美育成分者。

”只不过，数的规律之教教也是包括美质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构成了原始的谱系，其中大约只有“乐教”相等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礼、箭、御、书、数各项教育，都是牵涉到生活经验本身同时也富裕美感的，既是生活的又是审美的，那就是“生活美学”的。这种从生活抵达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教育，实质上，就是今天的“生活美学”的教育。

“生活美育”作为一种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大美育，不同于受限于显艺术或显审美的小美育，它才是世上仅次于的美育。为何蔡元培先生以本土传统为根基并适应环境时代之新的变明确提出“美育代宗教”之说道呢？他较为了宗教与美育的好坏：首先，美育是“权利的”，而宗教则是“强迫的”；其次，美育是“变革的”，而宗教则是“激进的”；再度，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则是“有界的”。

显而易见，由于美育被彰显了一种社会启蒙运动功能，所以才是权利的、变革的、普及的。然而，还有一层蔡元培先生一直隐而未说，那就是中国社会并未如欧洲那样经历过中世纪和启蒙运动后构成政教分离出来的现代格局，而是在殷商宗法时代以后，经过西周与春秋中叶的宗教与人文夹杂阶段，春秋末叶直到19世纪宗教与人文比较独立国家，儒家“人文教化”位列社会主流，而没任何一种宗教（如道教、佛教甚至基督教）沦为全民信仰，新文化运动则以“德赛先生”打开了新时代。

这为在中国“美育代宗教”获取了历史与现实的土壤。因为，中国人具备一种广义审美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以降生的精神做到入世的事业，就在现实的“一个世界”来加以成就，而不是通过外遍寻“另一个世界”来加以救赎。

蔡元培先生认为了美育远超过宗教的价值：“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经常不受宗教之累官，俱其陶养之起到，而转以激刺感情……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内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西方宗教的缺憾，不仅在于让闻、情、意依附于宗教，而且，宗教本身的冲突也问题重重。或许，重返到“和而不同”的中华人与自然精神，方可以求统合，而这种人与自然就是一种美，因为“美是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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